林洙：梁思成之死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梁思成之死

© 林洙／文

林洙和梁思成

乌云

　　1966年6月，清华部分师生在京郊延庆县的四清工作队，接到命令撤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时《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在工作队时，思成来信谈到他近来血压较高，以及严重的头晕，使我忐忑不安，急切地想见到他。 
　　6月的天气已开始炎热。笼罩着工作队的沉闷气氛，又使我隐隐地感到一种难言的恐慌。返校的汽车驶入了清华园，无数的大字报和攒动的人头使这里呈现着一种异样的情景。下车后立刻有人告诉我，系里有梁先生的大字报，说他是彭真一伙的反动分子，是反动学术权威。这时，我突然觉得手里的行李变成了一块石头，重重地压到了我的心上。 
　　我木然地走回家，推开房门，屋子和往常一样拉着窗帘，显得有些昏喑，思成正在写些什么，显得那样瘦小憔悴，见我进来，向我伸出双手，又放下了。用非常低哑的声音说：“我天天都在盼你，但是我又怕……”我从来没有见到他这样痛苦的表情。这样子使我骇然。我轻轻地抚着他，希望能给他一点安慰，暗暗祈望这只是一片短暂的乌云，一切都会搞清楚，一切都会过去。那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片乌云会笼罩全中国整整十年，而他也再没有机会看一眼中国的晴空。 
　　我回到自己的原单位“参加学习”，同事们都很沉默。窗外不时敲锣打鼓地走过一队队的人押着戴着高帽子的党委干部们游街。这使我感到惊恐，预感到思成也会遭到同样的对待，但又不得不努力掩饰我的恐惧，尽量装出一副镇静的样子。 
　　交待，检查。中央派来了工作组，人们暂时安定了下来。有人贴出了“梁思成是彭真死党，是混进党内的大右派”的大字报。于是他详细地“交待”自己的入党经过，与彭真的关系等等，其实那本来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他一遍又一遍“检查”都没有“通过”。有一天他终于明白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认为他在“反右”时期写的拥护党委领导的文章，是当时的市委为了把“右派打扮成左派再拉进党内”而授意他写的。 
　　“那末，那篇文章是怎么写的呢？”我问。 
　　“在整风开始后，很多人对党提出了意见，我自己也提了不少，但是这些意见中有一点我不同意，就是要共产党从学校中撤出去。我写了《整风一个月的体会》，谈了自己的看法。写完后又拿不定主意，只好把它锁在抽屉里。星期日刘仁同志来看我，问我最近有什么看法，我把这篇东西拿给他看，他看完后很高兴，立刻放进口袋中，说了声‘明日见报’就走了。第二天果然一字不改登了出来。”接着他又说：“不管怎样，我认为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强大起来，我愿意跟着它走，所以我写了入党申请。那时连党的基本组织原则都不懂，竟把申请书直接交给周总理转毛主席。我在入党后的一切行动包括我写的那些文章可能有错误，但全是光明正大的，没有任何阴谋活动。”他很坦然同时却一丝不苟地写着工作组要他“交待”的每一个“问题”。他对每一件事的陈述都是诚实而详尽的，没有丝毫保留。我一直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很无知，在政治上更是如此，然而我却惊奇地发现他在政治上是多么的天真与单纯，他对党是那样的忠诚和信赖。连我都不能想象在旧社会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竟能保持这么纯真的赤子之心，丝毫也不怀疑别人会对他有什么恶意。

被侮辱和被损害的

　　这一年的7月底，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这使我惶惶不安，学生们对此则是兴奋万分，反复地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听他们唱着，我感到一股彻骨的寒气从脑后传遍全身。工作组撤走后，由群众自己选出了文革领导小组。人们每天都在写批判党委和各级党组织的大字报。我和思成则每天都在讨论“蒋南翔为什么是修正主义者？”什么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这些似乎早已为“革命群众”解决了的同题，我们却仍然感到糊涂，而且也不敢提出问题。被揪斗的人一天天的增多。 
　　我不敢想，但我预感到他们决不会放过他的。我所最怕的事终于发生了。那一天我正在系馆门口看大字报，突然一个人从系馆里被人推了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还打了一个大×，系馆门口的人群轰的一声笑开了。他弯着腰踉跄了几步，几乎跌倒，又吃力地往前走去。我抬起头，一瞬间正与他的目光相遇。天啊，我无法形容我所爱的这位正直的学者所爆发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屈与羞愧的神情。我想，现在即使以恢复我的青春为补偿，让我再看一次他当时的眼光，我也会坚决地说：“不！” 
　　那一天回到家里，我们彼此几乎不交谈，为的是怕碰到对方的痛处。从此他一出家门就必须挂上这块黑牌子。看着他蹒跚而行的身影，接连好几天我脑子里一直在反复着一句话：“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8月份开始了“破四旧”运动。一天晚上，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之后闯进来了一群“红卫兵”。为首的人命令我打开所有的箱柜，然后指定我们站在一个地方不许动。他们任意地乱翻了一阵，没收了他所有的文物和存款（这些文物到现在仍不知去向），并把西餐具中的全套的刀子集中在一起（十二把果酱刀，十二把餐刀，十二把水果刀），声色俱厉地问思成收藏这么多刀子干什么？“肯定是要暴动！”我刚要开口，就挨了一记耳光．正在这个紧张关头，突然从老太太（林徽因之母）房里吼叫着冲出两个“红卫兵”，他们拿着一把镌有“蒋中正赠”字样的短剑，这下我可真的噤若寒蝉了。在一阵“梁思成必须老实交待”的吼声之后，他们根本不听他的任何解释，抱着一大堆东西扬长而去。他们走后，老太太呜呜地哭了，我才知道这是她儿子林恒1940年在空军校毕业时礼服上的佩剑。我记得林先生曾多么哀伤地和我谈起她的年青的小弟弟及与他同时的一批飞行员们怎样在对日作战中相继牺牲的壮烈故事。第二天全清华都传开了“梁思成藏着蒋介石赠他的剑”。从此以后不管什么人，只要佩上一个红袖章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闯入我们家，随意抄走或毁坏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 
　　一天我下班回来，发现一箱林先生生前与思成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圈纹饰草图，被扯得乱七八精，还踏上很多脚印。我正准备整理，思成说，算了吧！于是让我把这些图抱到院子里去，他点燃火柴默默地把它们烧了。最后的一张他拿在手中凝视了良久，还是扔进了火堆。结婚几年，我没有见过他哭，但是这时，在火光中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泪花。 
　　为了避免再出乱子，我们把所有的东西检查了一遍，主要是他写的文稿，有发表过的和未发表的，还有解放初期就北京市新建筑及规划方面的问题写给中央领导和彭真市长的信。解放前思成和林先生与费正清夫妇来往的信件当时也都在，其中记录着他们之间长期的友谊，以及费氏夫妇抗日战争时期对他们学术事业的支持。我们反复考虑之后，还是决定把这些信烧了。其他文稿包括《营造法式注释》的稿子，是思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无论如何也不能毁弃，但又没有办法保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决定把它们交给家中的保姆李阿姨。她是贫农出身，“红卫兵”从来不进她的房中去。我告诉她，“这些东西以后可以证明梁先生是没有罪的，你一定替我保存好，放在你自己的衣箱下面。”她点点头说：“我明白。”尔后的几天，每天晚上都有“红卫兵”来搜查，要我们交出“封、资、修的文稿”，我一口咬定，已被前一天来的“红卫兵”抄走了，因为我说不出“红卫兵”的姓名，往往最后被打一顿（那些日子因为怕“革命群众”更加歧视我，晚上挨了打，白天还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去上班）。今天《梁思成文集》和《营造法式注释》能够问世，不能不感谢这位善良的老保姆。

不，我决不离开他！

　　“红卫兵”三天两头照例要来对思成和我“训话”。一天，他们对我说：“你要考虑一下，怎样和他彻底划清界线，是跟党走还是跟‘反动权威’走，限你三天内做出选择！”他们又明确地“命令”我同思成离婚。这不能不使我思绪万千。它使我想起了同思成交往近廿年来的一切，也使我不能不想起他长期以来生活和事业上的伴侣，我的老师和领路人林徽因先生。 
　　回想1948年当我高中毕业拿着父亲为我写的介绍信，让我到清华来找林徽因，希望她帮助我进清华先修班学习。同行的还有我的男朋友（他来清华建筑系任教）和哥哥。我想着要去见梁思成夫妇这两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心中不免忐忑不安，我和他们谈些什么呢？我还从来没有单独和父辈的人打过交道呢。但是，真的见到他们之后，我所有的顾虑都消失了，林先生热情地为我安排在吴柳生教授家借住。当她知道我的学业英语最差时，又主动提出为我补习英语，并规定每周三、五两次。因为我不善交谈，所以最怕和生人打交道；但是去看林先生，我只要带着耳朵去就行了，她是那么健谈又那么风趣，我除了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外，再也插不上嘴。她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女子中最美、最有风度的。当然，我见到她时她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病魔已把她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但是一旦和她接触，实体的林徽因就不见了，你所感受的只是她的精神，她的智慧与美的光芒，我常常陶醉在对她的欣赏中。那时她的身体极坏，下午常常低烧，还坚持教我这个不用功的学生，我感到十分内疚。但是她又是那么吸引我，使我不愿放弃每次可以接近她的机会。我们总是在下午三点半开始上课，四点就开始喝茶。梁先生在家时就和我们一起喝，有时候宾客满堂。当客人不多时，林先生给我讲北京城的规划，谈建筑，或者谈文学艺术，仿佛从来不考虑到我那时还是个“建筑盲”，与她相比简直是个无知的孩子。而就在这种闲谈中使我增加了多少对建筑的知识，并对建筑发生了兴趣。 
　　有一天，林先生问我北京的古建筑都看了哪些。我说城里的基本都看过了，并告诉她，父亲曾一再嘱咐我第一次参观故宫一定要从正阳门步行进去，千万不要从其它门进去，否则不能体会故宫的伟大气魄。但因为清华校车停在东华门，所以第一次我还是从东华门进去的。她对我没有遵照父亲的参观路线很不满意。她又问我最喜欢哪几处。我说最喜欢天坛和太庙，因为天坛经过长长的神道到达仰视晴空的洁白的圜丘，真正给人以通向天堂的感受；太庙一入门的大片古松是那么宁静肃穆。说到太庙的古松，林先生忽然笑着问我听过她和梁先生逛太庙的故事吗？我摇摇头，于是她说：“那时我才十八九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可是进了太庙大门不久，他却咕噜一下，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我回头看看梁先生，他正挑起一支眉毛调皮地一笑说：“可你还是爱上了这个傻小子。”他们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又有一次林先生在讲完了英语问我对哪个学科有兴趣时，我说我爱好文学，但自知不是这块料，所以也不准备向这方面发展，只是爱好而已。她又问我喜欢哪个作家的作品。我说外国的太多了，但是中国的作家我只喜欢沈从文的，其次是曹禺的剧本。她听了非常高兴，滔滔不绝地和我谈论沈从文的作品，并说现在这样对待沈从文是不公正的。解放区著名作家赵树理的作品就受沈从文的影响很深，她介绍我读一读赵树理的作品。解放初期我逐步认识共产党正是从赵树理的作品开始，林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生活的领路人。而且，连我当初的婚事都是她在病中一手为我操办的。 
　　不久，因为林先生病情加重，我们停止了英语课，但因为那时梁再冰已南下，梁从诫正在上大学，所以我还是常常去梁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夫妇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对事业的执著，以及对生活的乐观精神。那时每到供暖季节，梁先生的负担就极重，因为当时清华的教工住宅没有暖气，要靠煤炉取暖，而病弱的林先生又特别怕冷，家中必须生三四个约半人多高的大炉子，而怎样保证这些炉子常烧不熄，只能由梁先生亲自管理。我常常听到他们向我描绘前一天晚上如何抢救快灭的炉子的一场“战斗”。现在我才体会到，按当时林先生的健康状况，炉子灭了真是意味着生命的终止，但是他们每次谈论这些却都是那样幽默与风趣，丝毫没有牢骚和抱怨。 
　　1951年我参加工作后，住在城里难得出城，1953年调回清华在建筑系工作，不久林先生又搬进城去住，我和他们的来往更少了。1955年林先生去世了。1957年后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也成了一个独身者。 
　　1962年我应梁先生的要求帮助他整理资料，那时他常常出国，回国后又忙于各项工作，因此积压了大批信件期刊，连邮封都未拆开。我约每隔一天去他家一次。大约一周后，我拆开一封信，不由得笑了起来。我连忙过去向梁先生道喜。原来是一位人大代表毛遂自荐地来向梁先生求婚，还附来了这位中年妇女自己的照片。梁先生也笑了。那天我们谈到了各自生活中的问题。后来每天都在工作之余小谈一会，从生活到工作，从文艺到建筑，什么都谈。我不是健谈的人，但他总是静静地听我讲，和我交换着看法。可以与之推心置腹地交谈的知音，在我的一生中只遇见过这一个。当时林先生已去世七年，思成一个人生活，身体不好，也很孤单，这使我们在感情上接近起来，并彼此珍重。我们决定生活在一起。 
　　回想起林先生曾告诉我，抗战初期北平沦陷后他们已经开始准备往后方去，但是因为处理营造学社的资料拖延了些日子，未顾及处理家务，这时思成忽然收到了“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他出席会议。为了不背叛祖国，又能避免遭到敌人的毒手，第二天全家只带了些简单衣物，丢下大批贵重物品便匆匆离开了北平到西南后方去了。 
　　抗战期间美国不少单位聘请他去工作，而那时林先生的健康确实已到了危险的地步。事实上林先生的早衰正是抗战时期后方恶劣的环境所造成的。但是，他回答是：“在国家患难期间，我不能离开我的同胞，哪怕是暂时的。” 
　　北平解放前一年，他正在美国讲学，又有不少好心人劝他：“北平保不住了，共产党来了，还是留在美国吧。”劝他把全家接到美国去。他当时虽然对共产党没有多少了解，却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我相信他们也要盖房子，我还是回去为中国的建设出力吧。”而重病中的林先生也回答说：决不愿意作中国的“白俄”！ 
　　“文革”期间，他听到有人出走的消息时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宁愿做一个‘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决不出走。” 
　　如果说1962年我同思成结婚后，由于我们在年龄、学识和生活经历上的差异，许多人包括思成家里一些人不理解，也不赞成我们的婚姻，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多少感到过惶感的话，那么，几年的共同生活已使我更了解他，更认识了他的价值。我们的命运已紧紧结合在一起，不能分离了。我庆幸自己当年的决定，并感谢上苍为我安排了这么个角色。离婚？不！我宁可同他一道被“红卫兵”打死，也决不会丢下他而去。

“奈何，奈何！”

　　那时由于他的病情恶化，他自己出去看大字报，已经支持不住了，每天就由我把有关的大字报抄回来给他看，还有各种“革命组织”印发的众多的“揭发材料”和“首长讲话”，他都如饥似渴地读着。我们不断努力去接受这些大字报上的“革命”观点，拚命想跟上“群众”的步伐。一天，我看到一篇非常触目的大字报，标题是：“国民党残渣余孽，丧失民族立场的反共老手梁思成。”那里面“揭露”了四大问题：一是1966年4月在接待法国建筑帅代表团时在女团长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丧失民族尊严”，二是曾出任联合国大厦的设计顾问；三是担任过国民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副主任；四是反对毛主席的城市建设指示。 
　　原来如此！ 
　　我问他与法国人亲吻是怎么回事。他说：“那天建筑学会宴请法国建筑师代表团，法国的团长站起来致完谢词，走过来在我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作为主人，我致了答词，走过去也在她的面颊上吻了一下，这是一般的礼节。”“那你为什么不按中国习惯握握手呢？”我问。“什么是中国习惯？”他说，“难道握手不是从西方学来的吗？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习惯。在国内要尊重各民族的礼仪，国际上当然也要尊重外国朋友的习惯。如果我按满族习惯，就得拂下马蹄袖，一手拄地一腿屈膝地请安；如果按汉族习惯，就要拱手作揖或下跪叩首。难道要我向她献哈达？这样就有民族尊严？”即使是在那样严峻的气氛中，他的这段答辩也使我不由得笑了。 
　　所谓反对毛主席“关于城市建设的指示”问题，我想起了侯仁之教授在这次的纪念文章中写的，他曾一读再读梁、林合写的《平郊建杂录》文中的一段：

　　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间建筑物极多，偶而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正是侯先生引的后面的一段话，曾被作为梁思成复古主义思想的典型，被一批再批。一次，同思成讨论这段话到底有什么问题时，我说我第一次读这篇文章时一点不懂建筑，但被这段诗一般的词句每所感动。他笑着说：“可见你和这个‘反动权威’的情、趣、味多么合拍！”他又说：“建筑是一本石头和木头的史书，它忠实地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是这个看法，我认为这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我们不能否认历史，更不能切断历史，人们总是从自己走过的道路中去总结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这就是历史。如果否认或切断历史，人类就不可能前进，而且这也是不可能的。” 
　　他说：“我对北京市的城市规划正是从这个历史观的角度提出来的。对北京这个历史留下来的杰作，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它是封建社会的精华，它完整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我并不是认为北京城市就不能动了，我们就不能建设了。但是首先应当有一个严密完整、有远见的总体规划，才能行动。像龙须沟这样的地区当然必须改造，但是比如像西长安街上金代庆寿寺双塔，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拆掉？为什么不能把它保留下来作为一个街心小绿地看一看？如果效果不好再拆也不迟嘛，这就是要慎重。” 
　　他又说：“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前夕说过，‘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他还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想既然我们要建设城市，发展城市，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工业发达国家在城市建设中失败和成功的经验呢？有人说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我认为正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更有效地汲取他们的经验，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更有效地集中领导，集中土地，才能更好地实现统一的计划。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城市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业发展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复杂的交通伺题；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带来的居住问题，贫民窟问题，等等。为什么我们不能事先防止呢？建国之初，北京市市长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把我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认为华盛顿作为一个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可资借鉴的好典型。北京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幽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一个旅游城市。我发表这些看法并没有想到反对谁，而且我对毛主席说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句话深信不疑。那时候没有认识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可是对‘处处都是烟囱’这句话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 
　　那天晚上，我看见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在思想上我觉得整个世界在飞跃前进，我实在跟不上。奈何！奈何！”

探索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讨论得最多的还是关于建筑艺术问题，大屋顶是不是复古主义？一天我问他，在当前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趋势下，建筑三要素中艺术的比重是否会越来越小。他说：“对建筑的解释我仍保持在《拙匠随笔》（一）中谈的观点。记得在‘随笔’发表后的一天见到周总理，他说：‘听说你最近写了几篇好文章。’我那时的确想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探讨建筑理论问题。大文章一时写不出来，我想从一个一个小伺题着手写，积累下来以后再归纳提高。”他又回到原来的话题说：“建筑是社会科学、技术科学与美学的结合。我想，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三门学科的内涵将更深入各自的领域，而不会相互削弱。过去提‘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种提法在近代建筑中就显得片面了，但是不能因为科技的发展去否定建筑艺术。建筑是有体有形的东西，有形就有美与丑的问题。1955年的批判，只使我从思想上承认大屋顶造价昂贵，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节约精神，但我不能承认当时采用‘大屋顶’来表现民族风格的尝试就是复古。我从来反对没有创造性地生搬硬套，在新建筑上加个大屋顶。我们不能搞二十年代出现的‘穿西装、戴瓜皮帽’的不三不四的建筑。我承认自己在感情上觉得‘大屋顶’还是很美的。但是，解放后所盖的大屋顶，却没有一个能达到我所想象的‘美’的标准，对之越来越灰心，因而对大屋顶是否适于现代建筑的造型产生了疑问，怎样在新建筑中表现我们民族的风格这一问题，经过1955年到1959年的实践，又提到了日程上来。在建筑创作上出现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有待解决。当时全国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是保持沉默，停止前进？还是不说真心话？这些我都办不到。所以在上海建筑艺术座谈会上我发了言，后来登在1959年第6期的《建筑学报》上。1961年我又在《建筑学报》第7期上发表了有关建筑创作的几点意见。这些就是现在‘红卫兵’批判我的‘再次向党反扑，搞资本主义复辟’。如果说学术上的自由争论是‘反党’的同义词，提倡民族风格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同义词，那末我只好承认自己是‘反党’的，是搞‘资本主义’的。我现在仍然认为1959年的上海座谈会是建筑创作过程中必然遇到的、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的正常讨论。同时，在广州会议后，听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讲话，使我感动极了。我想，我所唯一可以奉献给粗国的只有我的知识，所以，我毫无保留地把我的全部知识献给新中国未来的主人，我的学生们。我很苦恼。我常想：如果再让我从头学习一遍建筑，也许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难道真的要带着花岗石的脑袋去见上帝？我后悔学了建筑这一行。如果学的是机械、无线电就好了。” 
　　我同他之间像这样的谈话真是太多了，我当时有的理解、有的不完全理解。但是给我印象极深刻的是他对问题的冷静态度，对群众的批判总是努力去寻找其中积极的因素，从来没有动气。虽然这时我们已共同生活了几年，但他作为一个真正学者的形象此时在我心中更加鲜明地矗立了起来。但是，我常常在听完他这些议论后十分恐慌，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这些话只能对我讲，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讲。他有时温和地一笑说：“你真是‘反动权威’忠实的老婆。”直到1978年我开始整理《梁思成文集》时，系统地读了他和林徽因的著作，他的这些论点才更清晰地回到我的脑子里来。我想起了林先生那由于结核病的低烧而引起微微红晕的面孔，想起了她为了那些不三不四的建筑曾经怎样地焦急与烦恼。他们的一生是勇于探索的一生。在那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前进，不考虑迎面扑来的风沙雨雪。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我想到人们往往只注意向成功的人庆贺，但是在科学的道路上，当我们向胜利者庆功之时，不应该忘记那些先行的探路人。正是他们以自己的勇敢精神、辛勤劳动，甚至宝贵的生命，为后者立下了“由此前进”或“此路不通”的路标。 
　　那时，我的确非常苦恼，为什么我的思想感情总是和群众相距如此之远？为什么思成的话我总听着有道理，却不能像“革命群众”那样立场鲜明地给予批判？为什么？……难道我真的“反动”吗？我必须时时刻刻提防着，不是提防别人，正是提防我自己这些“反动”思想的出现。

摧残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思成的工资就没有了，存款也没收了。一家五口（思成、我、林先生的母亲和我的两个孩子）只能靠我那六十元工资生活。对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思成并不介意。各种形式的“革命组织”都来揪斗他，往往一“坐飞机”就是三四小时，他对此也不但不气愤反而高兴，因为他天真地相信这是学生们开始“斗、批、改”，不再打内战，要真正搞“教育革命”了。只要教育革命能成功，真的防止了“资本主义复辟”，一句话，只要我们的祖国能更加强大，他心甘情愿被人们“踩在脚下，并踏上千万只脚”。他想，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快要得到解答了。 
　　然而，这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使他健康明显地恶化了。当时，高干医疗制度已取消，校医院又以他的医疗关系不在清华而拒绝给他看病，不得已，我只好带他到北医三院去。我永远感谢给他看病的陈世吉大夫。当他看到病历上梁思成三个字时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蔑视他，而是低声地向他的助手说：“他是一位建筑学家，常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他仔细给他检查，并找了几位大夫来会诊。整整一个上午，我看他们反复地听着量着，看着各项检查的结果，低声的议论着，我紧张到了极点。最后陈大夫把我找到一边轻轻地说：“他的病情很危险，最好是住院，看来清华的‘红卫兵’是不会同意的，这样吧，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后你不要再带他来了，这么大的活动量随时都会出危险，他须卧床。家里有血压表吗？”当他知道我们有血压表、听筒和注射器时很高兴，要我每天给他量血压，数脉搏，做好记录，并详细的告诉我那些药的服用方法及注意事项。他特别叮咛我于万要防止感冒。从此，我不仅是他的妻子，又多了一项护士职务。这样我一直保持着和北医三院几位大夫的联系，直到周总理直接过问了他的情况，把他送进北京医院。 
　　1967年清华的“文革”领导小组通知我，限三天内全家搬到北院一间24平方米的房子中去（这是1966年以来第三次搬家）。1967年的2月，寒冬还没有过去，我去看了看那间24平方米的房子，一进门就使我不寒而栗。阴暗潮湿的房间，因为一冬没有住人，墙上、地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霜，这对他的健康将带来致命的后果。我们又一次卖掉“多余”的家具。最苦恼的是大量的书怎么办昵？我把一部分贵重的建筑书刊整理出来，请求暂存在建筑学资料室。“文革”小组的那个人瞪起眼珠怒视着我说：“把资料室当你们家的仓库？不行！”“那么我把书卖掉，请你在这张申请上签字，以后别说我销毁了批判材料。”我说。他气极了，但只好挥手说：“先放着罢！”武斗期间系馆成了据点，这些书被撕毁并丢失了大部分，所余无几，后来我把它送给了系图书室。其他的书，包括一套英文的《哈佛古典文献全集》，一套《饮冰室文集》，只好全部送往废品收购站。为了准备答复“红卫兵”可能提出的质问，当晚我在笔记本中作了这样的记录：“为了处理那些封、资，修的书籍，雇三轮拉了一整天，计售人民币35元。” 
　　我把一间小厨房收拾出来给老太太住，但是我和思成及两个孩子（已是大男大女）怎样安排在这间2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真是个难题。我拿着测绘的房间平面图及按同一比例尺制成的必不可少的几件家具的纸片，在图上摆来摆去，怎样也安排不下。这时他的建筑师的才能得到了最后一次的发挥，他很快地用书架柜子组成了隔墙，这样就出现了我们的“卧室”；还有一个供他写检查的书桌；然后是男孩、女孩的安排，小小24平方米奇迹般地出现了秩序井然、分区明确的“小规划”。 
　　我们搬进北院的当天，突然来了寒流，气温降到了零下10度。虽然炉子一直燃着，但室温还是处于0℃左右。正在这时，砰，哗啦！砰，哗啦！连续数声，窗上的玻璃一块块全被砸碎了。我和孩子们在大风中急忙用报纸糊上，但怎样也贴不住，浆糊亠抹上就冻成冰了。室内温度急剧下降，–2℃，–3℃，–5℃，–7℃。我们奋战了两小时，在风势略小时糊上了纸，我彻夜未眠，不停地加煤饼，并为他不断地更换着热水袋，但他还是感冒了。这样的“游戏”后来隔几天就发生一次，直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他还在顽强地同疾病搏斗着，挣扎着。

“拚命向前”

　　他住院后的第一个任务还是“交待罪行”写“检查”，但他怎样也写不好，限定的日期一天天的过去，我焦急万分。一天工宣队命令我到医院去取他的检查。我到医院一看，他写些什么呀，乱七八糟，东一句西一句。我气急了，他却胆怯地说：“不知怎么搞的，我的脑子不听使唤。”我呜呜地痛哭了起来。一位护士拍拍我的肩把我叫出去小声说：“别这样，他的脑子缺氧啊！”一语提醒了我，我安慰他，让他先睡下，然后把他那不连贯的“检查”，加上我自己从别人批判他的大字报上看来的内容胡乱加在一起，诌了一份“检查”带回去。当我把这份“检查”交给军代表时心怦怦直跳，他接过去翻了一下说：“这是你替他写的吗？”我吓了一跳，急忙否认．“不！不，是……是我抄的。”这份“检查”一贴出去不到一小时，周围就出现了无数批判的大字报，斥责他是“假检查，真反扑”。 
　　不久他参加了医院的病友学习班。有机会接近群众使他非常高兴。有一天，他悄悄地问我，现在猪肉多少钱一斤？我一怔：“九毛啊，怎么了？”他笑了，说在学习班不知讨论什么问题时他说了句猪肉卖六毛一斤，引起哄堂大笑。一位老大姐笑着说：“看这个老头被当权派给蒙蔽得连猪肉多少钱一斤都不知道了。”在他被揪斗期间，除了梁从诫和我的两个妹妹有时来看我们，其他人都离得远远的（梁再冰当时在国外）。但是却常常有些普通的群众见面向我打听思成的情况，其中就有几个清华的老邮递员。清华的落实政策经验在全市传达后，一天，一个青年木工找到我家，一定要见思成向他请教《清式营造则例》中的问题，他急切地说，再不学就要失传了。又有一天，北京医院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捧着一个大西瓜来看他，原来是抗日战争前给他拉包月车的老王。老头哈哈笑着说：“早就听说您回北京了，就是没工夫打听您住哪儿。现在听了文件知道您在这儿，我就来看您了。”他还特意跑到清河去为我要了些瓜娄子种在院子里，说是结了瓜用它熬水喝能治肺气肿。思成住院后病情曾有好转。出院时大夫仍是那句老话，于万要防止感冒。 
　　清华园仍旧笼罩着恐怖和紧张气氛。工宣队明知我家里有重病人要照顾，但三个单元的学习时间一分钟也不许请假，晚上没有事也得在学习班傻坐到十二点甚至一点才许回去。我每天怀着忐忑的心迈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先看看炉子灭了没有。由于远离医院，我又一次充当了护士和联络员，每次去医院都要为请假费一番口舌。他终于又感冒住院了。 
　　当清华传达关于知识分子的几条经验时，工宣队认为是对我们家庭的大恩大德，要我谈谈体会。我说：“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政策意义太深刻了，我得好好想想。”谈什么呢？我脑子里只留下一句话：对这些反动学术权威我们要养起来，留做反面教员。对知识分子来说往往生活上的艰苦不是最可怕的，最难以忍受的是人格的侮辱与恶意的嘲弄。不久思成又恢复了党籍，又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这回他彻底糊涂了。他仍旧孤独着，等待着他所最关心、爱护的学生能来和他探讨教育革命的问题，他的等待落空了，他仍是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哪里知道这“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清华知识分子已大半被赶到江西鲤鱼洲去劳动改造了。在他的心目中，学生是占首位的。他平时很少和亲戚及一般的朋友应酬，但学生，任何时候他都是欢迎的。他曾告诉我，不管是谁来请求帮助解决调动工作等都不许我允诺。他唯一的儿子长期在昆明工作，夫妇两地分居，他没有为此向领导提过一个字；他的外甥女在美国学建筑，当时清华正缺教师，但他没有聘她；……然而，每当他知道他的学生学用不一，未能发挥专长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为之奔走。但是现在他孤寂地生活着，儿子也被赶到了远离北京的干校，我永远感谢陈占祥、吴良镛、罗哲文和杜尔圻，这四位同志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给他带来的温暖和喜悦。 
　　他仍然关心着国家大事，我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读《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1972年的元旦，他听完了《人民日报》社论后对我说：“台湾回归祖国的一天我是看不见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等到那一天你别忘了替我欢呼。”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紧紧攥着他的手说：“不会的，你答应过永远不离开我。”如果有人问我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只能说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教育革命”的答案，然而他没有找到，他黯然了。失去林徽因的悲哀没有压倒他，大屋顶的批判没有压倒他。而今，他真正悲哀了。在他最后也是最痛苦的日子里，他是多么盼望能和他的朋友们、学生们一起讨论教育革命哪，一起讨论“怎样在建筑领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然而他病房的会客牌总是静静地挂在医院传达室里。难道这位曾经无私地、无保留地把全部知识都献给人们的学者、老师，真的已被大家遗忘了吗？不！我不相信。对这切历史将会做出回答。 
　　我想起六十年代初他登桂林叠彩山时做的一首游戏诗：

　　登山一马当先，岂敢冒充少年。 
　　只因恐怕落后，所以拚命向前。

　　是的，我亲眼看到他在这最后的十年中是怎样“拚命向前”的。天真而诚实的思成当时哪里知道，他所信赖的“导师”，在这最后的岁月中，所给他指引的，竟是一条历史倒退之路。沿着它，无论他怎样拚命，也是不可能前进的。他的悲剧是整个民族悲剧的一个缩影。今天，在他含恨而逝的十四年以后，在人们纪念他85岁诞辰之际，我执笔凝思，看着窗外美丽的月光，清华园这样宁静，它在新生中，但是，他却看不到这一切了。 
　　我的亲人：你在“拚命向前”中甚至没有时间停下脚步看一看美丽的清华园。然而此时此刻，我是多么盼望能同你一道在校园中漫步；在荒岛的小亭中坐一坐；再看一眼我们周围的景色；看一眼历史是怎样真正的在“向前”的，哪怕仅仅只一分钟。

1986年4月30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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